另外，古代思想世界里的明，往往表示特殊的智慧，这一点也是诚明题中应有之义。

《中庸》尽性思想与孟子尽心思想犹如表里。第二，参照道家哲学中的明神明，探究儒家哲学中的诚明或明诚。

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倘若对这种精神经验、内在体验视而不见，我们就很难对古代思想同情之了解。冯友兰曾指出，圣人之此种（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心理状态，名曰诚。试想，祭祀过程中或者说与神明交通过程中，岂容虚情假意、文过饰非？倘非以最虔诚、最真切的态度敬对神明则无异于亵渎。故赏善罚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令虽明不能独行，必待精诚，故总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精诚弗至也……精诚内形，气动于天，景星见，黄龙下，凤凰至，醴泉出，嘉谷生。

圣人知鬼神之情状而祭祀之，礼兴焉。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礼记·中庸》）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如何才能做到知止？何迁一方面主张信其本无不止之体（同上），即呼吁人们确立一种自信，相信人人都有善端或应感之几，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老子著书，主于明道，故直指本真，欲人易晓耳。湛若水、王阳明之间自然不必说，他们既是朋友，又是论敌，湛、王之说即是不断碰撞而又彼此磨合的产物。从总体上看，湛氏与洪垣、庞嵩、唐枢、蒋信等及门弟子仍坚持了心学的学术立场，倡导以心为本，同时又吸纳了理学、气学等思想资源，他们的学说既不同于程朱理学，也有异于陆王心学，从而表现出融摄并试图超越理学、心学的特色。（一）何迁的知止说偏离了甘泉学的核心论旨。

其传世著作主要有《王文定公文录》《老子亿》等。比如，他所倡导的勿忘勿助则义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不睹不闻，即吾心本来中正之体（《明儒学案》，第913页）等观点与湛氏的相关论说就较为相似。

王道先是问学于王阳明，不过，他很快就对阳明宣扬的心学思想有所质疑。故但就中指点出一通融枢要，只在变化气质。[20]俞汉群，2020年：《讨真心——唐一庵哲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有的弟子除了师从湛氏之外，又先后拜其他学者为师，在湛、王两家递相出入的弟子尤为多见。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第199页）（二）吕怀未能准确把握湛、王工夫论的枢要。以上所论及的唐伯元、杨时乔尽管对陆王心学均持批评的态度，但却并未排斥湛若水之说。（参见湛若水撰，1997年，第570页）只不过，他并未把知止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何迁却以之为鹄的，此举亦未尝不可，但他似乎给人以抛开湛氏学说的话语体系而单独立论、另起炉灶的感觉。可以说，中晚明儒学尤其是儒家心学思想的兴盛与繁荣固然主要归功于阳明学派，但湛若水及其后学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嘉靖四年（1525），唐枢前往南京拜谒湛若水，执弟子礼，受教月余，对湛氏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有所领悟。（同上，第298页）庞嵩试图阐明，体认天理除了应在空间范围上涵盖人的所有活动场景之外，也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人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对天理的敬畏之心，随时察识天理。

在甘泉后学中，不乏能自成一家之言、较有学术造诣者，主要包括湛若水的一传弟子洪垣、唐枢、何迁、吕怀、庞嵩、蔡汝楠、蒋信、王道，二传弟子唐伯元、杨时乔、许孚远以及三传弟子冯从吾、刘宗周等人。唐枢（1497-1574），字惟中，号一庵，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年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后因上疏触犯帝怒，被削职为民，回乡后潜心著述、讲学40余年。

与唐伯元一样，杨时乔亦师从吕怀，且倾向于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他的思想学说具有较强的理学色彩，我们从以下两方面即可看出来：其一，反对侈谈心或心学，在学术上尊崇程朱而贬抑陆王。正因为如此，许多士子才会不辞辛劳甚至千里迢迢地投到其门下，甘泉学派的影响力亦日渐增强。[3]洪垣撰，2002年：《觉山先生绪言》，见《续修四库全书·一一二四·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文主要剖析甘泉后学的主要类型，阐明他们各自的学术宗旨与特色，厘清他们与湛若水其人其学的关系，进而揭示甘泉后学多元流变的特点和影响。变化气质的工夫在他看来是不可或缺的。

（《明儒学案》，第934页）这里的根具有根本、根源之义，他主张体认天理不能离开根，亦即不可抛开道德心性之根源而盲目地向外寻觅天理。相反，他们对湛氏其人其学尚怀有同情与敬意，其原因除了他们认为湛氏沉稳笃实、符合他们心目中真儒的形象之外，还在于湛氏之说仍保留着程朱理学的若干因素，这与他们自身的学术倾向是较为契合的。

杨时乔尊奉程朱，往往是合着对陆王尤其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贬斥来立论的。比如，湛氏认为，《老子》一书非老聃之作，而是后来异学之徒伪为之（《甘泉先生续编大全》，第1021页）。

《明史·儒林传》谓蒋信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明史》，第7268页）。湛若水尽管没有径直批判王道的《老子亿》，但其所著《非老子》将矛头主要指向王道此书。

湛若水在其创办的书院中大多建有白沙祠，他以此方式表达了对先师的崇敬与怀念之情，而他一生努力的方向，也在于弘扬、光大岭南心学。[6]黎业明，2007年：《近百年来国内湛若水思想研究回顾》，载蔡德麟、景海峰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明儒学案》，第916页）可见，他十分强调变化气质，甚至认为除却变化气质，更无别勾当也。王道一生最看重的是其个人内心的意愿，而不愿屈就自己。

自此以后，他便与湛氏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指出，王门学者热衷于谈心论性，凡事皆求诸一己之心，弱化了具有普遍性的天理，难免会产生无星之秤，无界之尺、上天下地，惟我独尊（同上，第749页）之类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主张将洪、庞视为甘泉学的正传。张学智先生指出：王阳明与湛若水在承认变化气质的大前提下，还有许多不同。

何迁（1501-1574），字益之，号吉阳，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朗，后辞官还乡，讲学于吉阳书院，其传世著作主要有《吉阳山房摘稿》等。[4]侯外庐等主编，1997年：《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

心则形而下矣，形而下者，敢槩之以善乎（同上，第90页）。洪垣不仅倡导不离根之体认，而且还进一步主张立根。湛若水晚年曾邀请他主持位于广州的天关书院，此举乃有临终遗命的意味。当代有学者将唐枢定位为具有甘泉学背景的阳明后学（俞汉群，第138页）。

综合以上因素，甘泉后学趋于多元流变乃有其必然性。其意是，如果不踏实做变化气质的修养工夫，那么古圣先贤倡导的所有学说都将成为玄谈而无法落于实地。

他认为：体认天理，是不离根之体认。王道此后又转投湛门，但他也未能尽守甘泉学说，甚至有溢出师门乃至儒门的倾向。

概而言之，洪垣、庞嵩能够紧扣湛若水思想的核心话语予以发挥，他们要么将师说中本已暗含、却不够显豁的义理充分地彰显出来。不少甘泉后学曾先后为这一思想体系添砖加瓦、增益补充，才使其日益丰富、完备，进而成为中晚明时期几乎能与阳明学并驾齐驱的一种心学理论。